学生：尊敬的师父上人，惭愧弟子越溪，今天向师父、向诸位老师学长恭敬汇报的内容是「文以载道—浅谈文言文」。
杜甫《偶题》首联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是古人对写文章严肃负责的态度。所谓千古事是指写出来的文字要能够阐明亘古不变的大道而利益千古，若无「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情怀与智慧，便不能下笔著文以传世。
一、何为文。我国汉字，字字为师，全为教化，它是哲学、玄学，更是真理。将这些字有序的组织在一起，便成文。《释名》云，「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合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这是以织锦喻写作，成辞义便是宗旨。辞，本意是言语、记录，《书》云：「辞尚体要」，意思是言辞要切实而简要;又《易》云：「修辞立其诚」，这是说好好修正自己的言辞，务令心中充满诚意。义，同时有善、正义与合宜的意思，因此写文章要切实而简要的将道义讲述出来，务必於撰文时不断自诚其意，因至诚感通，而得以文以载道。这是古圣先贤对於立德、立言的训示。读书人当好好修品德，以成就德行，继而用身行言教利益天下，当效法孔子、佛陀，毕生述而不作，以教学为本分。故言道而必尊师承，切不可妄言，是为文不妄作。千万年来，历代圣贤君子所尊重传承的，不仅是文，更是道，这便是文以载道。
二、著书撰文之东西方比较
文以载道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文必以言道为目的，即使是在文字方面，令行文更加美好，也务必言不出正道，修辞虽需要，但必须与义理相辅相成。另一方面，读书人承担著教化社会大众的责任，故对於一些长远看来会破坏社会风气的文字，则应帮助大众规避。春秋时期孔子删诗书，明清两朝士大夫家族禁止子弟阅读小说、元杂剧等，便本於此。
文以载道的思想，代有传承。李白远效孔子，著《古风》，云「我志在删述」，深望文以载道之正声，能够从此「开流荡无垠」;李白的知己杜甫亦於少年立志，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元稹、白居易复以文不妄作自警。
西方的文学与时代
西方社会重视力量(powerandprowess)，故文学多言征伐。古希腊文明，於文字未出现之前，将自己民族的历史(多为战争史)配合七弦琴吟唱出来，称为史诗(epic)。以《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为最著名，由诗史荷马口传於世。罗马文学既叙述人间之战争，又说出众神对人类所作所为的态度，并且参与人类的争斗。由此可知，西方世界崇尚竞争由来已久。古希腊常以神力加诸人类之上，以明天命之不可违，又有我国古君子畏大人(诸神)、畏天命之风。及至公元前后的罗马帝国时代，产生了奥古斯都文学(AugustanLiterature)。此时罗马帝国对外则吞并诸国，对内则大兴土木，并确立行政管理的基础架构，帝国宛如旭日东升。其文学以描述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此为帝国对外扩张之反应。十八世纪英国安妮女王临朝，国家因贸易而扩张成大英帝国，其词章亦以「奥古斯都文学」自称，因其似罗马开国，因扩张而多争斗。惟此时神力已经退出，全仗人力，文坛班主安迪生(JosephAddison)的名言是：大理石因雕琢而成器，正如灵魂因教育而进步(Whatsculptureistoablockofmarble,educationistothesoul)。西方因竞争、扩张而重教育，唯其所教者多为知识。前贤培根：「知识就是力量」，因而名扬四海。战争与分裂，文学与现实，互为因果。
这与我国公元三世纪至六世纪的乱世文学遥相呼应。公元三世纪初，华夏孝悌忠信之传统，与来自北方的游牧文化，以及来自西方商业文化，和佛教文化之间，发生了文化冲突，一些人因在道德方面无所适从而不安本分，不顾天命，争名逐利。它的开端就是建安文学的出现，曹操父子是代表人物。曹氏父子擅长文学，却不重德行。汉献帝建安(公元一九六—二二O年)时，曹操歌以咏志，著《龟虽寿》云：「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以明自己期待革故鼎新、创立新朝之大志。然而，曹操却在他著名的《求才令》中，预示了他所创立的新时代必将始乱终弃。公元二一O年，为了成就霸业，曹操颁布了《求才令》：「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这是说，如果选贤与能必须考虑孝敬、廉正的德行，那么齐桓公就不能成就霸业了。此时的曹操以齐桓公自期，如今看来，是见短期之利诱而不知祸害长久。
齐桓公为了成就霸业，唯才是用，感得不孝、不慈的臣子在他身边，最后不得善终，霸业也荡然无存，齐国屡遭侵略。昔孔子戒君子，「见得思义」。齐桓公只见九合诸侯之风光，却为国无宁日埋下祸根，最后桓公的后代在权臣田乞、田常父子胁迫下，将齐国让与田家。历史之重复竟然有惊人的相似性，曹操的霸业未能如愿以偿，曹丕子承父业而称帝洛阳，称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四十五年后，在司马昭、司马懿父子的胁迫下，将帝位让於司马氏。曹丕所谓「文章为经国之大业」是对的，但若违背了仁义之正道，最终还是免不了自作自受。不朽的是因果昭彰，曹操自比齐桓公，竟然一语成谶。他若知道因果可畏，想必也会未见其得，先思其义，弃霸道而求王道了吧!
曹丕曾於征伐东吴时作赋，「济元勋于一举，垂休绩于来裔」。意思是自比豪杰，期待一举立下大功勋，结果却是曹家功勋未至，天下动荡已成，三国、两晋、南北朝之乱世，延续三百六十多年。可见一代文学若以竞争逐利为尚，置因果於不顾，则纷繁扰攘难息，报应如影随形。此为东西方历史之共同教训，是故古人郑重告诫后世，「一言兴邦，一言丧邦」。
生於南北朝乱世的颜之推，苦口婆心诫其子弟，言谈写作务必谨慎，「讽刺之祸，速於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即出言不逊致祸之速，比疾风雷霆还要快，故当严加防范，方能令吉祥常在左右。讽刺尚且不可，何况自赞毁他!由是可知，现代新闻学以负面报导为佳作，以扬恶隐善为原则(BadNewsisgoodnews.)，其流弊较曹操父子自比霸主之患，千倍、万倍都不止!《无量寿经》诫世人，「善护口业，不讥他过」。不讥他过，存好心、说好话，是个人安乐、家庭和睦、世界太平之门径。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著书撰文关系著一个时代之治乱、社稷天下之安危，当然也关系到个人家庭之安康。怎能恃言论自由而随口议论，不顾流弊深远，任意撰文而不顾因果报应呢?言语文学事关重大，故佛在经上说，口业在地狱，果报惨不忍睹，不可思议，信非妄言!古圣先贤教导我们，「史载笔、士载言」。今日新闻报导，若能学孔子著《春秋》，匡扶正义、备言因果，令不法者有所畏惧，普罗大众念善乐善，由此和颜爱语致吉祥，亦速於风霆矣!尊敬的师父上人曾说过，能够拯救世界者有两种人，国家领导人和媒体负责人。若领导人以史为鉴，媒体皆隐恶扬善，文风浩然正气，全球太平盛世的伟大时代也就为时不远了。
文言文的特点
现代「语」和「言」是一个词，但古代汉语中，语和言不同，语是指有问而答，而言是不问自说。因为言是不问自说，故需谨慎，贾谊《新书》说：「言有四术：言敬以和，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屏气折声，军旅之言也;言若不足，丧纪之言也」。这是说古人认为，大概有四种主要的场合，才需要不问自说，其余就不必主动开口了。在朝廷上，需要主动发言，要和敬;在祭祀时，需要有文言将其意义讲述出来，要讲求整齐有序;在军旅中发号施令，事关重大，需要小心翼翼;在丧事中，追思逝者之德，因而是言若不足的。最初的文言常指用於祭祀昭述祖德的文章，这不仅要讲出来，更要刻在礼器上以便传世，因而有「刻为文，言为辞」之说。我国的文章最初便是为了在祭祀之中，通过文、辞以成就辞义，即写文、说话都要合乎道义，至少也要隐恶扬善，转述大道，让来祭祀的人民明白义之所在。《大戴礼记》云：「贵本之谓文，亲用之谓理。两者合而成文，以归太一，是谓大隆」。这是说文是将天下之根本呈现出来，而且能够让当世的人们可以用在生活实践上，这样的文章，可以与真理合一，万善皆备。这是文言文的特点。
文言文的形成
古人深谙语言为时地所限，变化无尽，故将语和言分开。令文言所著之文章，在祭祀之时，与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交流分享，令大道之教化广行於世而无碍，汉字与文言文就这样应运而生。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已经证实了，这种四方辐辏、共同祭祀的盛况，早在文字出现之初就已然如此了。我国夏代宫廷中间广场的规模，可以容纳一千人一同祭祀(见图一，河南二里头夏代宫殿遗址，距今约三千六百年。该遗址东西长一O七米，南北宽约九十九米，面积约一万平方米。)真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今之立国，首重划定国界;古之立国，端在共同祭祀、全民接受孝悌忠信教育。
夏朝之所以称为家天下，全在於四方来朝，这种四海一家的情况可以在号称夏王朝核心的礼器玉质牙璋的出土情况上反应出来。牙璋是用以调动军队的兵符，边缘形似牙齿。距今五千年至四千三百年间，类似形制的牙璋，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甚至南海边都有(见图二，左为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所绘制的，距今四千年左右，礼器牙璋在全国出土的分布状况，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版图的雏形，右为一枚近年出土的夏代牙璋)，显示出中国的雏形。此外，夏代京城刻著表意符号的陶礼器(如鬹与爵)，在浙江、四川、甘肃都能看到类似的形制(见图三，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礼器上的刻符，从中可见，文言最初可能是礼器上用来记事的文章)。与《诗经》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互证。据《大戴礼记》，各地派遣代表，或每年来朝，或三、五年来朝，参加祭祀，接受孝道的教化。中国就这样在四方人民纷纷慕道学道、成圣成贤之中形成了。
四方来朝，形成了中国人的朝廷与天下(见图四，这是故宫的太和殿前的庭院，它是在重要场合，供文武百官集合在一起，进行典礼的地方。可见，二里头夏代宫殿所设立的传统，延续了三千年，之所以能够有这样成果，全靠教育)。所谓京师就是说皇帝所住的地方，是德行与文化的榜样，因此吸引著不同文化的人民前来效法、学习。由於前来参加祭祀的人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方言不同、风俗有异，为了互相交流、共同学习，必须要有一种标准的行文方式，可以不受说话方式、风俗特点的影响。汉字和文言文，从一开始就是帮助多元文化交流而产生的智慧的载体、教化的媒介。文言文的产生，说明它不仅值得现代中国人学习，更值得全球各个文化的人们都来学习。
正因如此，从春秋战国至近代，中国周边诸国皆自然而然以汉字和文言文进行国际交流。公元八三八年，日本天台宗祖师慈觉大师圆仁跟著藤原常嗣大使来到中国求法。大使的商船有两艘，同行的都是商人，可以想见，圆仁大师一定是用日文与商队沟通的。每天晚上大师都会用文言文写日记，将行程记录下来，计划学成回国之后呈给天皇、传给弟子。这就是当年在华学习的留学生共同的生活方式，言语沟通用母语，文字沟通用汉语，重要的资料、著述一定要用文言文写就，用宣纸制成手写本、刻本，以期传世千年。(见图五，日人所绘制的慈觉大师圆仁法相(上)，圆仁大师所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下)，手抄本书影及内页，一千多年后的人，依然可以读得懂。当代著名日本学者小野胜年，以研究这本珍贵的记录而名闻学界。这是用文言文记录本民族的文化以传世的一个例子。)这个历史的经验，对今天中外大众认识汉字与文言文的价值有很大的帮助。
最早的文言文—指示天下大同之道
汉语最早的文章恐怕要算是仓颉留下的二十八个字，史称《仓颉书》。据今天学者研究，这二十八个字是讲述祭祀的情况，内容可能是「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见图六)，与距仓颉时代四千年的《礼记.大同篇》遥相呼应。由此可见，文言文是为圣人广宣大教、团结族群、彼此互助合作、实现和谐大同的神圣的文字，其行文方式必然标准化、规律化，令其超越时空，流布四方，传世千年。总之，汉字是「经艺之本，王政之始」(许慎语);文言文是经书之所由生者，王政赖之以成，和谐因其教化而至。汉字与文言文是前人垂赐给所有后世子孙的宝贵文化遗产，令「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许慎语)。有了汉字与文言文，五千年来的经验、教化，纵然历经焚书坑儒、异族入侵、天灾人祸，依然保存下来流传至今。每个人，无论文化背景如何，只要肯学，都能看得懂、看得明白，都能与他本人的生活经验产生共鸣;只要肯力行，还能将古人的真实智慧用在现代生活之中。这恐怕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奇妙、不可思议的文化遗产!
结语
如今西学东渐日久，国人视上古为蛮荒，圣王为传说，渺茫不可信，遂令国学隐而不彰，古圣先贤的圣教遂无法利益当今社会，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损失，更是全人类的损失。祖宗真实的智慧，对后世子孙深深的爱护，是禁得起一切历史考验的。真理之光芒，共三光而常曜;孝敬之教化，历万古而常新。今天的炎黄子孙，若弃此珍贵的文化遗产而不顾，心逐外驰，就对不起祖宗、对不起世界了。
细读历代传世之作，其结构自然严整有序、说理入木三分。佛经如此，儒、道传世的经典，如《说文解字》、《弟子规》、《太上感应篇》皆如此，它们都是自性的流现，自自然然庄严整齐。是故我中华文明每每遇到灾难，必然更加认真整理国故，向老祖宗学习，以期大化忾於天下!文章千古事，善用汉字与文言文，将各民族传世之教记录下来，便於全球各个民族的子孙后代都能够学习圣贤教育，过上幸福生活，实现国家昌盛，就能挽救人类文明於存亡继绝之危急时刻，给全球带来永世的太平、安宁!
以上是惭愧不肖弟子学习文言文的一点粗浅的心得。弟子口业深重，喜欢自赞毁他，曾经在做记者的时候写下许多批评文章，现世报就是口气薰蒸。写这篇文章，痛切忏悔!恭请尊敬的师父上人慈悲教导。惭愧弟子越溪顶礼敬呈。
老法师：好，只要你努力，将来身体会健康，这些毛病自然就消除了，真有感应。好，时间已经超过了。这两篇东西很珍贵。
摘自：无量寿经科注第四回学习班 第一三O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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