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2016年2月18日，中国南传佛教史上最高规格的国际盛会 首届南传佛教高峰论坛暨帕松列和帕祜巴升座庆典法会在西双版纳景洪市隆重召开。多国僧王、海内外上百位高僧，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海内外各界善信千余人共同见证了南传佛教的伟大盛事。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所长梁晓芬向大会提交了题为《云南与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交流历史研究》的论文。
云南与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交流历史悠久（图片来源：资料图）
云南与东南亚的 傣泰族群 具有地缘相近、族缘相亲、教缘相通的特点，云南南传佛教与东南亚南传佛教一脉相承，共同组成 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 ，这种天然的黄金纽带联系使得双方的佛教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本文旨在通过相关历史文献考析 傣泰民族文化圈 和 东南亚佛教文化圈 形成的历史，追溯云南与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通过有限的地方志、民族志以及口述史资料梳理云南与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记忆，厘清云南与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探析云南与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交流的特点，考史察今，以期为促进云南与东南亚国际文化交流提供有益的学术支撑和思想借鉴。
云南与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
事实上，云南南传佛教的文化交流主要是云南与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之间的往来和互动。寻本探源，云南与东南亚的南传佛教文化交流与傣泰民族文化圈和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这是考溯云南与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交流不能回避的重要历史背景。傣泰民族文化圈的形成为南传佛教从泰、掸地区传入云南傣族地区铺就了一条天然的民族文化通道，而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的形成则为南传佛教从东南亚向云南西南边境地区传播奠定了成熟的历史文化基础。其后，云南与东南亚的南传佛教文化交流就以傣泰民族文化传播为载体绵延不绝。
（一）傣泰民族文化圈的形成
傣泰民族 是一个文化地理概念，指的是分布于中国西南部云南省及东南亚、南亚区域内的一个有着共同民族和文化渊源关系的族群。傣泰民族文化圈是傣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迁徙扩散而形成的，这一文化圈的大致范围是：中国的云南省、越南北部及西北部泰人分布区、老挝北部泰人分布区、缅甸北部泰人分布区、泰国北部与东北部与中国有民族渊源关系的泰人分布区。 泰国的泰族、缅甸的掸族、老挝的老族与我国云南省的傣族语言相通，文化同源，分布地相连，同属 傣泰族群 。在这个族群分布区域内，中、泰、缅、老之间的地理疆域和民族迁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生着不同的变迁，泰、掸、傣、老诸族系之间的民族文化传播运动亦从未中断，傣泰民族文化圈正是在相互间的政治交往与族群文化交往中逐渐形成的。
据史所载，在公元1世纪前后到10世纪这个历史时期，东南亚地区出现了数十个早期国家，有3世纪高棉人所建之扶南国，有6世纪以后的骠国、堕罗钵底，有7世纪吉蔑人所建之真腊国等。10世纪时，真腊国势大盛，兼并了邻近广大地区，这时真腊的领域，包括越南南部、柬埔寨全境、泰国北部、老挝及缅甸掸泰族系的一部分地，北面已达今西双版纳而与南诏接壤。 这一历史背景促成了掸泰族系诸部落结成一个部落联盟，即传说中的 庸那迦国 。这个部落联盟包括暹罗北部的 孟枋 、景迈的兰那、勐骚、崆岢、勐交，该联盟区域内的傣、泰、缅、掸老诸族，不是被真腊所统治，就是为真腊所侵扰， 庸那迦 政治军事联盟的形成正是为了对抗强大真腊的侵扰。
与此同时，今云南西双版纳那境内出现了一个 勐泐国 ，即公元1180年傣族部落首领叭真入主勐泐所建的 景龙金殿国 。对此，傣文西双版纳编年史《泐史》有载：
叭真于祖臈历五四二年庚子（宋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入主勐泐 ，称景咙金殿国至尊佛主。五五二年庚戊（宋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六月白分初十日乙丑，星期六，建都于景兰。
叭真战胜此方各地之后，兰那、猛交、猛老，皆受统治。时天朝皇帝为共主，有猛交酋名那剌毘朗玛，景咙酋名蒙猛，兰那酋名菩提逻阇唷者，以及剌隗、金占、唷崖、埭腊、珐湳、崆岢等各酋长，俱会商劝进，举行滴水礼，推叭真为大首领。 参与集会者，有和、唷崖、金占、古喇、帕西、埭腊、珐湳及崆岢等国人员，有人民八百四十四万人，白象九千条，马九万七千匹。
对上述这则史料有进一步剖析的必要，江应樑先生指出，叭真建立的 勐泐国 ，包含有两种不同性质的部落联盟：一种是西双版纳境内的永久性的部落联盟，这是西双版纳傣族形成为一个单一民族的第一步；另一种是联合邻近各掸泰诸族而组成的一个临时性联盟，即传说中的庸那迦国，也就是《泐史》所载之兰那、猛交、猛老、崆岢等国俱来集会，共推叭真为大首领。最初， 庸那迦国 这一掸泰诸族的联盟是以景迈为盟主的，待叭真建立景龙金殿国时，威势振赫，庸那迦国的盟主地位就从景迈而转至勐泐。加入这一联盟的，有泰国北部的兰那，越南北部的猛交、老挝琅勃拉邦的猛老、缅甸南掸邦的崆岢，其他如金占、珐湳、埭腊、古喇等诸小国名虽不可考，但皆为这一广大区域的掸泰族系的部落，这点是可以肯定的。 据此可推知，具有共同地缘基础之掸泰族系间的政治、军事结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傣泰民族文化圈 的形成。
与上述 庸那迦国 同时，西部的傣族地区也出现了一个掸泰族系的部落联盟，史称 憍赏弥国 。其时，永昌、丽水、开南境内的金齿、芒蛮诸部，也正经受着邻近异族的威胁，其东是吉蔑人，其西是孟人和骠人。约在公元十一世纪时，这个地区内出现了四个大部落，都属于掸泰族系，分别为：
（1）孟生威（Mong sen vi），其境域在萨尔温江中部，北抵麓川，南至孟峨，东到公明山，西北达伊洛瓦底江。它实际上是包括有许多小部落的部落联盟，蒲甘王朝兴起后，企图向东扩张，这些傣掸族小部落为免受异族兼并，联合起来抵抗蒲甘王朝，遂有 孟生威 这个部落联盟。
（2）孟兴古（Mong singu），其境在伊洛瓦底江西岸及瑞丽江下游一部分区域。公元十世纪时，孟兴古的境域已达曼德勒以北。蒲甘王朝建立时，该区域诸族深受其害，后其境内部落不断兼并，发展壮大，遂组成孟兴古部落联盟，摆脱了蒲甘王朝的羁縻统治。
（3）孟底（Mong Ti），为大盈江流域傣族部落的联盟。
（4）勐卯（Mong Mao）,在瑞丽江西岸。上述四大部落，在公元十一世纪时，组成了更大规模的部落联合体，称 憍赏弥国，以孟生威为盟主。憍赏弥国的区域，北抵腾冲，西逾伊洛瓦底江，南及湄南河上流，东与 庸那迦国 相邻。孟艮处于 憍赏弥国 和 庸那迦国 的中间地带，因而孟艮时而加盟 庸那迦国 ，时而又是 憍赏弥国 联盟中的成员。
关于这两大部落联盟的传说，可与汉文史籍记载相印证，据汉文文献新旧《唐书》和《元史》相关记载，公元十世纪前后，掸泰族系各部在地理区域上犬牙交错，语言相通，文化同宗，正处于一个不断迁徙变动的部落发展时代，它们时而征伐，时而结盟，政治、军事联系十分密切，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为同族源傣泰民族文化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据考证，自10世纪开始，掸、泰、老、傣族等民族就打破国家政治疆域和地理疆域，一直在以大的民族集团建立自己同一族源的政治势力，这种政治、军事交往同时促进了同族源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到13、14世纪，傣、泰、掸、老等同族源民族文化圈基本形成。 这就为南传佛教从兰那、景栋等泰掸族地区进入云南傣族地区准备了天然的民族文化通道和传播载体。
（二）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的形成
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的形成是南传佛教传入我国云南傣族地区一个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云南南传佛教的发展脉络必须纳入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中进行考察才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性和客观性。中国元朝时期，正是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形成并向四周辐射传播的重要时期，成熟的南传佛教就是这一时期传入云南傣族地区并获得了初步发展。
东南亚佛教文化圈 （或称 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 ），是个约定俗成的叫法，严格说来，应该称为 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 。现在，它主要流传于东南亚的泰国、缅甸、老挝和柬埔寨，南亚的斯里兰卡，以及中国云南省西南部的傣族地区。这一地域的面积达200多万平方公里，佛教徒约有1.10-1.15亿。所谓 东南亚佛教文化圈 ，如果从宗教文化学意义上说，应当包括上述国家和地区，而不仅仅是泰国、缅甸、老挝和柬埔寨。
东南亚佛教文化圈的形成，当从缅甸蒲甘王朝振兴上座部佛教的阿奴律陀说起。公元1044年，阿奴律陀登位之后，征服群雄，统一缅甸；实施佛教改革，奉上座部佛教为国教，推行纯正的上座部法统。1057年，阿奴律陀征服直通，迎请三藏经典，与锡兰通好，兴建寺塔。阿奴律陀在缅甸佛教史上的贡献还在于他以孟文及骠文为基础，创造了缅文，音译上座部佛教三藏典籍。上述这些改革举措使得蒲甘原有的阿利教、大乘佛教、密教、婆罗门教等各派渐渐衰颓消亡，上座部佛教盛行蒲甘。 此外，阿奴律陀扩张疆域，向东征服了掸族诸邦，并纳一位掸族公主为妃，使蒲甘和掸族地区的关系更加密切，兴盛的蒲甘上座部佛教文化自然地向掸族地区传播，并经由掸族地区传入邻近的傣族地区。
公元11世纪中期，泰族建立了兰那（Lanna）和兰沧（Lan Chang）两个小国家。兰沧泰族一系，后来向泰国东北部发展，形成了以后的老挝；兰那是泰族首先在泰境内建立的一个小王国，在中国史书上称 八百大甸 。兰那强盛时，其辖境包括现在清迈、南奔、南那、昌来和缅甸的景栋地区。当时另外还有两个泰族邦国：一称拍尧（Payao）；一称哈里奔猜(Haribhujaya)，由孟族血统遮摩（Cama）女王统治，这位女王曾请五百位僧人携带三藏圣典往各地弘法，奠定了北部上座部佛教深远的基础。 据《庸那迦纪年》记载，一直到1292年，兰那国的孟莱王征服了哈里本猜，孟族的佛教才为兰那所接受。1296年，兰那立清迈为新都，中国史籍称之为 后八百大甸 。从13世纪开始，泰国北部的兰那国（又称 八百媳妇国 ）逐步形成了以清莱为中心的北部地区和以清迈为中心的南部地区两大区域。在历史发展长河之中，清迈逐渐发展成了泰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在兰那王国的历史上，有两位君王对佛教发展的贡献尤为显著。一位是孟莱王（Mangrai,1296-1317），他一方面在南奔、清迈等地广修佛寺，一方面又派以应达班约（Yingdabanyo）为首的一批比丘到斯里兰卡学法深造，学成回到兰那建立了莲花塘寺（Vabayobo），持较严的阿兰若律，这便是直至今日仍影响颇大的莲花塘寺派（即 摆坝 ，林居派）之发端。 第二位是兰那王国九世哥那王（Keu Na，1355-1385），哥那王统治时期是整个泰国北部上座部佛教发展的重要阶段。
据15世纪的兰那文献《宗教本源志》记载，哥那王通过素可泰五世立泰王邀请苏摩那长老到兰那，弘扬他从缅甸塔通传来的楞伽宗上座部佛教。1371年，哥那王又在清迈修建瓦孙诺佛寺，后来这一佛寺就成为 摆孙 派佛教的发源地。 后又把苏摩纳所弘扬的佛教派别称为 花园寺派 。 摆坝 和 摆孙 二派的形成标志着兰那地区上座部佛教的成熟和发展。与此同时，泰国南部的素可泰王朝获得较快发展。大约十三世纪末期，素可泰全国就完全转信了斯里兰卡大寺派法统的上座部佛教。 至此，上座部佛教在傣泰掸老等同源民族文化中开始占据重要地位，佛教文化的高度发达性得到了认同和弘扬。
据史料记载，直至十三世纪，斯里兰卡上座部佛教始传柬埔寨，梵文渐趋衰颓。1309年，柬埔寨一块巴利语古碑铭记载，舍耶跋摩波罗弥斯罗曾首先正式护持斯里兰卡的佛教僧团，其后柬埔寨也成为了清一色的南传佛教国家。而老挝史上明确记载有上座部佛教信仰始自法昂王（公元1353-1373年）建立南掌国之时。发昂即舍耶跋摩波罗弥斯罗之女婿，自幼在柬埔寨长大，信奉佛教，当他回老挝时，携带著名的勃拉邦佛像并引进了柬埔寨上座部佛教，致力弘扬。 公元14世纪中叶后，老挝才全面接受了南传上座部佛教。
通过梳理考察东南亚佛教史可知，东南亚的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老挝，在11至14世纪期间，先后接受了斯里兰卡大寺派法统的上座部佛教并奉为国教。至13、14世纪时，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才真正得以形成，这是成熟的南传佛教传入我国云南傣族地区重要的历史背景之一。
综上可知，文化传播与民族迁徙往往是同步的，民族的迁徙带往往也是文化的传播带。同源民族的文化共通性为文化传播提供了传播渠道和传播载体。历史上，南传佛教的传播就是以傣泰同源民族的文化传播为载体进行的。 公元13、14世纪，随着傣泰民族文化圈和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的形成，极大促进了傣泰民族文化圈内的民族文化交流，南传佛教正是通过民族文化交流的通道传入云南傣族地区并获得了初步发展。
云南与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脉络
汉文史籍关于云南南传佛教的记载甚为匮乏，无从详考云南与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尽管如此，透过傣泰史籍的有限记录和学界的相关著述，大致可以考溯出云南与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交流之历史脉络，这一脉络虽时隐时现却从而断绝，云南南传佛教在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中葆有内在的活力，在云南傣族地区传播衍化并逐渐发展兴盛，与东南亚南传佛教一道弘传着上座部佛教的法脉。
（一）西双版纳与东南亚的南传佛教文化交流
云南西双版纳南传佛教与兰那南传佛教关系密切，在兰那王国的早期，兰那上座部佛教就经由缅甸景栋传入云南的西双版纳地区，促成了南传佛教文化在傣掸地区的交流融合；而西双版纳南传佛教的兴盛发展则与缅甸的佛教文化交流密不可分。
其一，从傣泰史籍文献记载中不难考证出西双版纳与兰那南传佛教深厚的历史渊源。据傣文手抄本史籍《佛教大事记》(Le lo long) 记载，公元1296年，孟莱王（Mangrai 1296-1317）征服了南奔、景栋，建立了以清迈为中心的统一国家，即兰纳王国，中国史书称其为 后八百大甸 。孟莱王的母亲是西双版纳第四代召片领（宣慰使）陶陇建仔的女儿，孟莱王对景洪的外祖父母孝敬备至，每年都贡献方物，泰北《清迈纪年》亦有相应记载。兰那与西双版纳的姻亲关系进一步推动了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为南传佛教从兰那地区源源不断地传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另据考证，祖腊历720年（公元1369年），莲花塘寺派（摆坝）以雅那卡皮拉（Yanakapila）长老为首的700僧人组成的使团从清迈到了缅甸景栋宣教，建立了景栋城区的第一所佛寺──宝象寺（瓦章皎Vazhangjiao），然后进入西双版纳的西定布朗山区和勐遮、勐海、勐混等傣族坝区。花园寺派（摆孙）以西卡班若（Hikabanro）长老为首的一批僧侣，继莲花塘寺派僧人之后来到景栋宣教，建立了景栋城区第一所花园寺派佛寺──红林寺（瓦罢良Vabalian），并于祖腊历734年（公元1373年）传入西双版纳的大勐龙、景洪、勐罕等澜沧江沿岸傣族地区。 由此可知，公元14世纪，上座部佛教由勐润(今泰国清迈一带)传入西双版纳，并随之传入傣泐文(兰那文)书写的佛经，此即最先传入我国云南西双版纳地区且至今仍为人们所信奉的润派佛教，这是有据可考的云南与东南亚兰那地区南传佛教的一次交流。此后，又有大批巴利文佛经和注释被译成泰润文在傣、掸、老族地区流通，促成了这一地带佛教文化的又一次大交流、大融合。
其二，西双版纳与缅甸王室的政治联姻有力推动了西双版纳与缅甸的南传佛教文化交流，促使西双版纳南传佛教走向隆盛。据傣文史籍《泐史》记载：明隆庆三年（傣历931年，公元1569年），缅甸金莲公主和西双版第二十五代召片领刀应猛联姻，缅甸国王派僧团携佛经及佛像随嫁到版纳传教。在缅王所赐赠的礼品中，有佛像、护法神、法器等，并赐象牙印一颗，印宽三指，中刻须弥山，周以铁围山七座，其下有海，有三柱，有鳌鱼一对，其上有浮图、日、月。此外，还有金质菩提叶等礼品。 尤值一提的是，刀应勐就任西双版纳宣慰使时，还举行了盛大的宗教庆典仪式，《泐史》又载： 宣慰使感激恩遇，于是敬以天朝（明朝）为父，缅朝为母。天朝使臣扶宣慰使左手，缅方使臣扶宣慰使右手，扶其登宝座，共举为宣慰使，行滴圣水礼。
随后 宣慰使召集所有十二版纳各部正副长官会议议决，随与缅甸使臣等同诣佛寺中，面对佛像、佛经及主持（佛法僧三宝）三个佛之代表者，竭诚宣誓。礼毕，缅使回缅复命。 明隆庆四年（傣历932年，公元1570年），刀应猛之妻金莲王后生一子，取名刀韫猛。公主为了感念佛恩， 主建大佛寺一所，寺址位于景永城之西部，塑佛像一尊，坐宝座上，面向大缅国阿瓦城，名金莲寺，傣仂名瓦菠钪，亦金莲寺之意也。 此后，在土司的殷殷护持之下，人民崇佛赕佛之心弥笃，建寺修塔之风愈盛，西双版纳傣族地区进入了云南南传佛教发展史上的隆盛期。
事实上，西双版纳南传佛教之所以在明朝中后期取得较快发展，是与缅甸王室的积极支持分不开的，这背后其实隐藏着复杂的政治目的和背景。简言之，缅王试图通过联姻与佛教扶持来达到他管控西双版纳的政治目的。据傣文史籍《车里宣慰世系简史》记载：缅王把金莲公主嫁给西双版纳召片领刀应猛后，不久就在瓦城举行了一次东南亚各国的佛教盛会，并邀请西双版纳的召片领及僧人们参加会议。据说当时西双版纳有一个叫康朗子的僧人参加了此次盛会，并对缅王说： 我们信佛教规矩甚严明。佛爷一天只吃一顿饭，召片领也支持我们，佛寺佛塔已经建立，佛爷和尚越来越多。 缅王了解到西双版纳的佛教盛况后，不仅赐送佛经、芒锣以及各种宗教法器用具，还派人到西双版纳版纳宛波罕佛寺作了许多壁画。 从傣文史料来看，金莲寺是明朝中后期西双版纳境内修建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这是西双版纳傣族地方统治者与缅甸王室之间佛教文化交流的一个力证。
（二）德宏与东南亚的南传佛教文化交流
与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相比，云南德宏傣族地区的南传佛教与缅甸南传佛教的关系更为密切，双方的佛教文化交流也更加频繁，促进了中缅边境傣掸地区南传佛教的传播发展。
其一，明初南传佛教从东南亚的缅甸掸族地区进入云南德宏傣族地区，与历史上德宏傣族地方政权的政治需要紧密相关。14世纪初，麓川路总管思可法兴起，并吞诸路，建立了云南西部傣族地区的封建领主政权 果占壁王朝。明洪武17年（公元1384年），思可法之孙思伦法即位，归顺明廷，被封为宣慰使，兼统麓川平缅两地，《百夷传》载其疆域：百夷即麓川、平缅也，地在云南西南，东接景东府，东南接车里，南至八百媳妇，西南至缅国，西至戛里，西北接西天古刹，北接西番，东北接永昌。可见当时的麓川王朝已完成了云南西部傣族社会的统一大业。思伦法为了巩固其统治，从邻邦引进南传佛教，作为其加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据《明史.云南土司传.麓川》载： 初，平缅（今德宏地区）俗不好佛，有僧至自云南，善为因果报应之说，伦法信之。又有金齿戎率逃为其境能为火铳火炮之具，伦法善其技能，俾系金带、与僧位诸部长上。 民族史学家尤中先生考证说： 既有至自云南者，必然也有至自缅甸者，则思伦法时，今德宏地区始传入佛教。
其二，明代中央政府与东南亚地区的政治交往，推动了傣泰民族文化圈内佛教文化的交流互动。明初，朝廷施行休养生息政策，对境内少数民族地区采取羁縻安抚之法，对周边国家奉行友好交往之策，在中缅边境地区设立了 三宣六慰 ，其中就有缅甸宣慰使司。对此，方国瑜先生认为： 明初以来设缅甸宣慰司，列入版图，并非偶然。盖由于人民之间，往来密切，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缅境与内地相互依赖，不可分割，在此基础上，促成统治者之联系，为必然结果，绝非如统治者所说恩威远播也。 不难推论，在中缅边境政治、军事交往频繁的历史背景之下，双方的经济文化互动也必然频繁，而同族源民族文化圈内的佛教文化交流就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即使是在16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缅军军事入侵德宏的十一年间，缅王莽应龙亦命缅军在德宏地区大建佛寺佛塔。 这在这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中缅佛教文化交流，促进德宏佛教播布发展的作用。
其三，明清时期东南亚南传佛教的兴盛促使不同南传佛教教派先后传入云南德宏傣族地区并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摆庄派大约于明朝中叶从缅甸传入德宏地区的。摆庄派传入德宏之后，主要播布于芒市、遮放、瑞丽、陇川、盈江等傣族地区，广有寺产，信众最多；据《左底教史》 记载，左底教派于15世纪中叶传入德宏，最早在瑞丽龙江西岸的雷列修建佛寺，至今仍保留雷列佛寺遗址。左抵派仅在德宏的芒市、瑞丽和临沧境内流行，信众教少。多列派在缅甸北部曾兴盛一时，以此为中心向外传播，曾多达十几个支派，明中叶传入德宏地区的多列派支系有达拱旦（都古旦）、舒特曼、瑞竟（瑞定）、缅坐（缅角）四个支派，分布较广。德宏傣族地区润派佛教除了15世纪自西双版纳传入之外，还有17世纪从泰国经缅甸景栋传入德宏地区的润派，现存德宏州芒市五云寺的一块木匾记载可以佐证。
随着中缅边境掸傣族系间的佛教文化交流互动日益频繁，至明末清初，中国云南德宏傣族地区的南传佛教开始进入鼎盛期。据明代《西南夷风土记》载： 俗尚佛教，寺塔遍村落，且极壮丽，自缅甸以下，惟事佛诵经。俗不杀生，所以鸟兽与人相狎。凡有疾病，祝佛以僧代之，或一年二年三年，募人为之。
傣文史料《库本勐宛》（《陇川史》）亦载：16世纪时，陇川第七代土司多三诏 带领百姓生产、赕佛、做摆，佛事活动比过去多，人们争相比赛做大摆。多三诏时代，一年十二个月，每月都有佛事活动 。 至清初寺塔遍地，佛法大盛。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果占壁王召罕法主持修建金熊宝塔（瑞丽姐勒大金塔），是德宏地区南传佛教进入了恢宏期的标志。据清人周裕《从征缅甸日记》记载，其时畹町、木邦一带 崇尚佛教，每至大村寨，或土司所居必有缅寺、浮图，上悬白纸幡竿 。
又据《遮放地方史》载： 自遮放多氏自此开始建城时，就请来了上座部佛教的旦达长老建寺传教，可是过了好几代，境内的佛寺仍然寥若晨星。自多传朝得到皇帝嘉奖后，更加崇信佛法僧三宝，于是便着力号召各地建立佛寺，规劝百姓虔诚赕佛。经司官这一提倡，境内很快建立了很多佛寺，佛寺中又都住了许多比丘，带领着佛教弟子日夜诵经。 《芒市土司史略》又载：清顺治年间（1644-1661），芒市乡下修建了许多木结构瓦顶的新佛寺。 上述傣文、汉文史料记载明清时期德宏傣族地区佛寺、佛塔之普遍，佛事活动之盛行，足以见出南传佛教在德宏傣族地区传播发展之兴盛。
总之，宗教文化交流互动是宗教发展的一个外在因素，也是推动宗教传播和发展的重要途径。可以说，云南与东南亚掸泰地区源远流长的南传佛教文化交流奠定了云南南传佛教传播发展的基本格局。大致在明末清初，云南逐渐发展形成了两个南传佛教弘法中心：一是以西双版纳地区为主的佛教中心；二是以德宏地区为主的佛教中心。这两个佛教文化中心渐次辐射到布朗、阿昌、德昂、佤等民族之中，最终形成了以傣族为主体信仰民族，以傣文为主要经典文字，以滇西南弧形地带为主要信仰区域的云南南传佛教文化区，成为国际南传佛教文化圈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此后，云南南传佛教与东南亚南传佛教的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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